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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世界已經邁入新的一年，新的美國總統也已上任，但是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仍在繼續。四年前，出於某些政治動機，貿易制裁的跡象就已經出現，僅2020一年，澳大利亞對中國就減少了價值約30億澳元產品的出口。貿易爭端已然影響了澳各個行業，煤炭、葡萄酒、大麥和棉花所受影響最為顯著。截至當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將大幅放寬這些貿易限制。

尤其是2020年，中澳兩國外交和政治關係急劇持續下滑，貿易狀況進一步惡化。現在，澳大利亞面臨的是日益尖鋭化和極富挑戰性的外交形勢，可能出現針對澳在華公民的安全問題，領導人和部長級互訪交流頻度的下降，以及同中國官員接觸機會的大幅減少。

過去十年間，中國越來越頻繁地使用經濟制裁手段，澳大利亞並不是唯一遭受制裁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對挪威、日本、蒙古、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都曾施加貿易限制，以表達其憤怒併力圖推動他國或地區改變對華政策。如今，這種情況又發生在澳大利亞身上，許多澳大利亞人都在思考如何保護澳大利亞的出口產業，並最大程度地降低中國對本國的影響。

外交對話是解決爭端相對便利的方式

對美國來説，支持澳大利亞與中國打貿易戰有雙重目的，與拜登政府意圖加強盟友關係，以及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工作重心相吻合。而幫助澳大利亞是一種有效的手段，既可以阻止中國在整個印太地區擴展影響力的雄心，同時也能夠以切實可信的方式履行對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承諾。有了支持澳大利亞的種種動機，拜登政府具體應該怎麼做呢？

甚至在上任之前，拜登就表達了對澳大利亞的聲援。為應對2020年最後幾個月中國對澳日益增長的經濟壓力，美國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發佈推特稱：“正像我們一個世紀以來所做的那樣，美國將與我們的盟友澳大利亞肩並肩站在一起，團結民主國家的同胞，推進我們共同的安全、繁榮和價值觀。”

從澳的角度來看，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沙利文表達支持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表明對於拜登政府，澳大利亞在華盛頓的地位和影響力有所提高。

但是，僅靠團結並不能緩解中國對澳貿易制裁所帶來的嚴峻經濟壓力。中國除了保護本國工業和致力於實現自給自足外，其經濟施壓還普遍受到特定的政治、外交、軍事或經濟上不滿情緒的驅動。換句話説，施加制裁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為應對其他國家威脅而採取行動。

中國有時候會在沒有得到補償的情況下收回這種經濟施壓，今年或許也會這樣做，因為中國鋼鐵和能源行業的發展需要這些進口產品。但在中國能夠承擔貿易限制的經濟成本的情況下，在經濟限制大幅放寬之前，中國通常會要求受制裁國做出具體保證與保全面子的讓步，或作出相應的補救。中國堅決使用貿易限制的情況，對美國試圖僅靠外交辭令來改變中國的政策舉措，不是一個好兆頭。

當然，中國會注意到拜登最近對中國“濫用經濟權力”和“咄咄逼人的脅迫行為”的批評。如果美國提高這些批評的程度，例如通過在領導人會晤時直接提出問題，或推動反對中國對澳經濟制裁的七國集團宣言，中國對這一問題必然會進行更多的考量。

類似的外交舉動既可以讓更多人認識到中國運用貿易武器的手段，也可以在國際上擴大反對中國對澳實施經濟制裁的聲音。但是，幾乎沒有理由認為，僅憑這樣的批評，中國的領導層就會改變其想法。正如最近中國的外交進攻趨勢，以及過去十年來中國將貿易制裁作為處理國際關係手段的工具所表明的那樣，中國願意為了追求國家目標而忍受重大和長期的聲譽損害。

中澳關係和中國共產黨的敏感性

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參與了在葡萄酒問題上顯示團結的象徵性活動，可能也只會帶來十分有限的改善。2020年11月，在中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出口徵收高達212%的反傾銷關税後，包括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內的一些美國高級官員開始發佈自己喝澳大利亞葡萄酒的照片，以支持澳這個老盟友，並以此作為挑戰中國的手段。就像2020年12月“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發起的為期一個月的購買澳大利亞葡萄酒運動，這些舉措是饒有趣味的、戲劇性的政治諷刺，也是對中國的警告。

但是，要在葡萄酒上保持團結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商徵收關税，最終可能對美國葡萄酒出口商帶來積極影響。因為這一政策會推動中國消費者尋找替代品。儘管關於對澳關税會使美國葡萄酒出口商受益的數據尚不明晰，但據報道，中國對澳大利亞煤炭貿易的限制已經使加拿大和美國煤炭出口商受益。

加拿大企業Teck增加了對華煤炭出口，圖片來源：mining.com報道截圖

因此，面對澳出口商被中國設限而產生的市場空間，即使是出於衷心幫助的願望，顯示團結也依然抵不上填補市場的商業衝動。

其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沒有制定明確的政策和執行機制，市場基本上不會響應國務卿的建議。對於澳葡萄酒出口商來説，在政府沒有采取措施改變市場的情況下，在華盛頓和美國駐世界各地大使館多喝幾瓶南澳大利亞紅葡萄酒，僅僅是於事無補的安慰。

如果小規模的消費者行動主義不是有效的應對措施，那麼拜登政府是否也應該對部分中國出口商品設置關税和其他的貿易限制，以此作為反擊中國對澳大利亞制裁的措施呢？邦妮·格拉澤(Bonnie Glaser)提出了一套反脅迫集體行動安排的方案，目的在於讓中國為其出於政治動機的貿易限制付出代價，並以此增強對潛在受害者的保護。

此類舉措可能會影響中方在決定何時、針對誰實施貿易限制時的長期風險考量。但鑑於中國共產黨的受圍心態以及對被美國主導的遏制戰略所削弱的擔憂，這意味着，如果採取這種政策，可能會進一步給澳大利亞帶來經濟陣痛。

中國共產黨通常將澳大利亞的行為解讀為受美國主導、旨在損害中國利益的多國協同行動。澳大利亞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長期以來一直在人權、海洋和領土主張以及中國的海外投資等一系列爭議問題上挑戰中國。

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澳大利亞對中國人權和南海政策的侵犯是對中國社會穩定、政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直接挑戰，對其“核心利益”的直接威脅。另外，澳大利亞對中國公司作為供應商和投資者的限制，也被中國共產黨視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威脅。

所以，自2016年以來，為應對這些侵犯國家主權的措施，中國在經濟、外交和政治等方面對澳大利亞採取了一系列制裁性措施。